“我……我哪记得那么清楚！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！”他的眼神也变得飘忽不定。

“你这是在暗示什么？”胡干城色厉内荏地吼道，“赵树勋就是畏罪自杀，这是铁的事实！你们不信可以去问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个人！”

“我们会问的。”沈国杰缓缓靠回椅背，语气恢复了平静，但那份平静之下，是更深的压力，“你先回去吧，最近不要离开农场，随时等候传唤。”

胡干城如蒙大赦，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询问室。说到具体细节，他当然答不上来，在询问室只能强撑着。

第二天傍晚，沈国杰带着厚厚一叠记录，找到了正在查看基建图纸的梁国新。

“梁主任，”沈国杰将记录本放在桌上，神情凝重，“情况汇总了，但……不妙。”

他指着记录本，一条条分析：“首先，死因高度可疑。地窖的惨叫声、极端的关押环境，都指向了非正常死亡，很可能是被折磨致死。高慧的证词也证实了胡干城存在逼供和销毁证据的行为。”

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更加沉重：“但是，我们遇到了两个致命的难题。第一，死亡现场早已被破坏，尸体也已下葬，缺乏法医鉴定的条件，无法从科学角度推翻‘自杀’的结论。

第二，也是最关键的，胡干城拿出的那个账本。我们初步查证，账本上的部分交易是真实存在的，虽然不能完全坐实赵树勋‘里通外国’，但足以给他扣上一顶‘重大历史问题’的帽子。在证据上，不能完全排除赵树勋因历史问题畏罪自杀。”

梁国新静静听着，他拿起记录本，翻看着高慧的口供，又看着胡干城那份看似无懈可击的供词。他抬起头，目光透过窗户，看向远处那片黑黢黢的田野。

“这件事看来很难啊。”梁国新低声说道，在缺乏直接铁证的情况下，仅凭一些间接的证词和疑点，很难撼动一个已经形成定论、并且背后可能盘根错节的“自杀”案。

他们带来的春风，似乎还没吹到这片土地的核心，就先撞上了一堵无形的、坚不可摧的墙。

几排低矮的地窝子旁，有一小片稀疏的白杨树林，落叶在风中打着旋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