垦荒大会战的尾声，太阳斜挂在戈壁滩上，风沙卷着沙砾打在人脸上像针扎一样。

荒原无边无际，灰黄的地皮被铁锹翻出深色的沟垄。红旗还在风中猎猎作响，口号声早已嘶哑，只剩下铁锹铲土、扁担吱呀的沉重回音。

这场“向荒原要粮”的大会战已持续三十多天。

每天从凌晨五点出工，到日落收队，整整十五个小时，中间只歇两次，每次半小时。饭是窝头配咸菜汤，水是从碱井里打上来的苦涩泥浆。

十六岁的黄小娟蹲在沟底，肩膀上压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扁担，两筐湿泥沉得几乎要把她单薄的身子压进地里。

她咬着嘴唇，一步步往上挪，脚下一滑，膝盖重重磕在石棱上，粗布裤子蹭破一道口子，渗出血来，混着泥水往下淌。

没人扶她。

前后的人只低头赶路，脚步匆匆。

几个女知青在一旁指指点点：“瞧她那样，跟她爹一样，都不是好东西！”

这些女知青们分到的活大多是平整地块、翻松表土、锄草清根，要轻省得多。

而黄小娟，从来连队第一天就被安排进了“重体力组”，挑淤泥、挖冻土、抬夯桩、运石料，全是男劳力才该干的活。

只因她父亲的问题。

不仅如此，工时上，她比别人每天要多干一个小时，别人都收工了，她还得单独再挑三趟泥，直到天黑透了才准停。

她分不到手套，只有两条破布条缠在手上，如今已被磨烂，掌心全是血泡，一碰铁锹就钻心地疼。

口罩也没有，风沙灌进鼻腔。

没人帮她说话，其他知青身上的担子也不轻，干一天活累的只想躺在床上。

开会学习更难熬。

煤油灯昏黄，大家围坐一圈读语录，指导员点名批评“个别同志思想落后，劳动态度消极！”目光总在她身上停留。

每次学习会后，她都要单独交一篇思想汇报。